20世纪30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习近平早就讲过，党委和人大的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干部任免问题。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研究各地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办法，成熟后上升为法律。

第一，党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为此，习近平开出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这一药方。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每年年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但人大的这种监督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对一府一委两院进行牵制，而是积极意义上的促进型监督。

在我国国家生活的各种监督中，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依照宪法法律所开展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自治。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长期面临绝对贫困难题，无数人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未来要开展涉及更广人群的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的挑战只会更多。其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具有了物质可能，也使欠发达地区尽快获得一定的市场支配力具有了制度可能。第一，在个体维度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国家为其提供自由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平等机会。着眼于乡村振兴，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拓展以县级为核心的基层法治能力。

本文尝试以法治逻辑观察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理解这一道路提供法治视角的解释框架，既包括对消除绝对贫困历史成就的解释，也包括对实践局限的探讨，并提出一些完善建议。门中敬：《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

对此，应当将欠发达地区置于全国整体来看待，不能只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产业，也不能只以当地的产业发展作为本地民众的福利来源。之所以说权力有限，是因为基层必须在高层授予的权力范围内按照规定方式行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因此，在中央财政之外，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提供横向转移支付，就是一种矫正的公平。

上述所有条款，都可以归结到宪法序言中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目标，尤其是富强目标。五、结语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减贫领域的实践体现。可以说，县以及构成它的乡镇和村居，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也是最主要的工作对象。由国家财政提供支持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等行使一定的社会权力，也要承担相应的减贫责任。

而要实现所有人都有获得公职和职位的平等机会，作为塑造个人能力基础的教育，就应以更符合实质公平的方式予以提供。它首先体现为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体现为社会以及区域的全面发展。

[7] [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区域作为国民经济的独立层次，是一个具有整体利益的综合体。

每个国家都应将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奉行的正义理念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人的尊严可以从个体的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来观察。减贫任务已经嵌入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日常工作，立法、监察、行政、审判、检察、军事等机关按照各自权力属性发挥功能。[28] 蒋悟真：《政府主导精准脱贫责任的法律解释》，《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第77页。未来，基层法治还要着重拓展两种新的能力，即自主能力和程序能力。

当发达地区的小区业主们可以自发组织业主委员会、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时候，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区里可能还存在着法律后果不甚明朗的违建。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消除相对贫困仍需以法治方式为之，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治内涵。

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收益分配上的实质正义，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并以普遍认同的方式作出决定。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脱贫攻坚的目标由党提出，经过法定程序后成为国家意志，党继续领导这一目标的实施。当发达地区的企业通过价格补贴赢得客户，甚至触发《反垄断法》的时候，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仍然在学习怎么规范财务账目，公权力有时不得不介入微观的市场经营活动。

[27]一些地方之所以长期贫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现代市场理念和规则文化。统合路径强调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综合采用各种减贫方式，精准安排项目、使用资金、采取措施。人的尊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它也是评价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和政策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标准。这些政策的重点在于为贫困人口的发展提供倾斜性的物质条件。

几乎所有具体的减贫行动都要经由县一级启动、执行、验收。[25]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38]在国家治理框架内，有必要发展社会权威，作为基层政权力量的补充和协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

宪法确定的基本制度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其中，基本经济制度与减贫的关系尤为密切。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区域发展的维度，实现区域内可持续发展和区域间协调发展。

[3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页。与一般的宪法任务相比，减贫任务具有独特性，国家机关需要采取不同于规则式治理的方式。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因地制宜，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产业特别是举办工业企业的地方，不能以产业作为唯一的发展路径。所谓程序能力，就是基层治理中的重大事项，按照法定标准和程序作出决定和执行，即守法律、重程序[48]。

比如，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二者分别构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定性。未来须通过法治建设为减缓相对贫困奠定权利基础和制度保障，推进反贫困制度的系统化、贫困人口保障的权利化、政府反贫困职责的法定化和反贫困过程的程序化。

其三，由于贫困治理的主要工作场景在农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属于宪法确认的稳定脱贫、振兴乡村的底层制度，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在社会主义中国，共同理念在减贫领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基于此，国家需要为基层提供更多的发展资源，尤其是制度资源。工业化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